希特勒如何躲过46次刺杀?这其中有着什么秘密?_真正的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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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起希特勒，相信很多小伙伴都非常熟悉了，这个人可不得了，仅仅凭借着自己的一张嘴巴，然后各种演讲，将整个德国拉出了战争的阴影，一度成为了欧洲世界中最强大的国家。希特勒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这次大战影响了整个世界的格局。在这个期间，希特勒这个战争狂魔遭遇到了46次刺杀，那么他是怎么一次又一次的逃脱了呢?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看吧。

1932年，42岁的希特勒参选德国总理，他鼓吹种族观念和意识形态的排他性，这使许多人对他怀恨在心。在有些人看来，暗杀是唯一的选择。随着希特勒侵略战争的逐渐升级，一些人认为这是德国厄运到来的前兆，刺杀他的行动越发频繁。根据加拿大历史学家霍夫曼的研究，自1921-1945年间，至少有46次重大的谋刺希特勒的计划，每次他出现在公众面前，游行、演讲、视察，几乎都有人欲将他置于死地，就连他身边的高级军官也蠢蠢欲动。

早期的刺客十分勇敢，但他们的刺杀方式过于简单，成功几率极低。1933年1月，希特勒当选德国总理，针对他的刺杀行动也在升级。在此后的五年中，他至少遭遇了16次暗杀。有人递给希特勒一束鲜花，试图将隐藏的毒液喷到他脸上，还有人将一只装有炸药的钢笔交给希特勒，但刺杀行动都没有得手。

居高不下的民众支持率，使希特勒错误地以为自己的处境十分安全。上台五年多的时间里，他的保安措施仍然相对比较简单。但是接下来的行动，使希特勒明白他已经成为一批坚定“反独裁者”的行刺目标。

格奥尔格·埃尔塞尔：孤独的投弹手

希特勒执政后，纳粹势力在德国几乎无所不在，无所不能。在这种情况下，刺杀希特勒变得更加艰难与危险，但仍有人选择使用暴力对抗纳粹，36岁的格奥尔格·埃尔塞尔就是其中之一。

这个出身贫寒的德国共产党员是共产党属下一支准军事力量“防卫军”——“红色先锋营”的一员。他在1938年秋做出决定——刺杀希特勒。

1938年11月8日，埃尔塞尔来到慕尼黑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观看纳粹党徒纪念1923年啤酒馆政变而举行的庆祝活动。经过一番侦察，埃尔塞尔对刺杀方案有了更清晰的认识。他决定，在接下来的一年时间里，在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里安放一枚足以炸死希特勒和纳粹核心成员的炸弹。他计划用12个月收集所必需的材料，然后自己设计制造一枚炸弹。

埃尔塞尔首先从他老板——柯尼希斯布龙的一个军械制造商那里偷来了一根引信和一些炸药。然后他又在附近采石场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那儿，他能相对容易弄到炸药和雷管。他利用晚上和周末时间在他的车间里工作，起草了不同计划并进行了试验。由于没有引爆炸药的经验，他在自己家周围的农田里反复试验模型炸弹,直到弄清楚所需要炸药数量。在春天的时候，他返回慕尼黑测量了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画了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大厅更加详细的草图。他为自己的炸弹物色了一个理想的安放地点：讲台和讲桌后面的一根粗大石柱，它支撑着一个如同大厅一般长的楼台。埃尔塞尔认为，如果炸弹在那里引爆的话，不仅可以炸死周围的人，还能炸塌上面那个巨大的楼台。

1939年8月初，埃尔塞尔离开家乡来到了慕尼黑。他随身携带了一个木质盒子，里面装着他的工具：刨子、锤子、锯子、锉刀以及藏在特殊夹层里的炸弹，除此之外，他还带有50公斤炸药、6个计时秒表以及雷管、电线、电池。埃尔塞尔用自己的真名登记，在找到住处以后，开始了工作。

埃尔塞尔每晚9点左右来到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用餐。大约一小时之后，他会悄悄溜到试图爆炸的那个楼台上，然后躲到一个贮藏室里，直到啤酒馆关门，大门上锁为止。此后他便借助手电筒微弱的光亮安心地开始工作，直到第二天早上7时半左右。此时，啤酒馆的工作人员就来上班了，他便悄悄从后门溜出去。

埃尔塞尔最初的方法是在石柱上凿开一个小洞用来放置炸弹。但是当发现石柱外面新加了一层木质的护墙板时，他不得不用三个晚上的时间在护墙板上锯出一个小洞。他要蹑手蹑脚，把声响降低到最低程度，收集每一堆锯末并把它们清理掉。他要确保完工后不留下任何痕迹，甚至连锯下的木质护墙板也被精心制成了一扇对接完好的暗门。

露出石柱后，埃尔塞尔就开始在上面开凿一个凹槽用来放置炸弹。他用将近一个月的时间，用手钻、锤子和凿子作为工具，弄松砂土，撬开砖块。当然，做完所有这些工作后都要非常仔细地清理干净，并用一个布袋把碎砂土和砖头带出去。整个工程进行得异常艰苦，非常缓慢。在这个如同山洞一般的大厅里，锤子敲击出的每一声声响都如同枪声一般发出回音。为了不被发现，他必须让每次敲击声与外部的响声同时发出。

按照埃尔塞尔的计划，当炸弹爆炸时，他会安然无恙地身处瑞士。因此，他需要制作一个能提前设定好几天的自动计时器连接在导线上。他用外加的齿轮和杠杆，改造了一只钟的运转，然后神奇地制作出一只在杠杆被激活前最多能走上144个小时的计时器。该杠杆通过触发一个弹压系统来启动一个钢质尖头梭子，然后弹出的梭子反方向刺进雷管里。这个雷管被装在没有子弹的步枪里，包裹着炸药。为了确保精确，埃尔塞尔又增加了一个时钟计时器，作为整个炸弹的自动安全装置。

11月2日晚上，经过两个月认真艰苦的工作，埃尔塞尔终于将炸弹安放进了石柱。又过了三个晚上，计时器也准备完毕，他把爆炸时间设定在11月8日晚上的21：20——刚好是希特勒演讲进行到一半的时间。

啤酒馆爆炸：希特勒躲过一劫

1939年11月8日下午，希特勒由约瑟夫·戈培尔和一个秘书陪同，从柏林乘飞机抵达慕尼黑。三天前，也就是11月5日，他下达了进军法国的命令。由于要进攻法国，希特勒原本想取消8日晚在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的演说。然而这不现实，因为啤酒馆政变纪念活动是纳粹活动日程中的高潮之一。希特勒坚持要在当晚赶回柏林参与战事。可他专机的飞行员担心大雾会影响回程的飞行，于是希特勒决定改乘火车返回，因此只得缩短这一活动中的议程。所以对“老战士们”的演讲将比以往提前进行——演讲改在了晚上8时。当晚8时，以一面巨大的纳粹党旗为背景，希特勒登上了石柱前的讲台。石柱里埃尔塞尔制作的炸弹计时器正悄无声息地走着。他以老一套的开场白对1923年的老兵们赞扬了一番。

希特勒的演说持续了大约一个小时，在一片喧闹的掌声与欢呼声中，希特勒结束了当晚的活动，在纳粹高层的陪同下迅速赶往火车站，此时是晚上21:07。原先有3000多人的大厅，现在只剩下大约100来号人，这些人大多是演奏音乐的人和清理杯子的酒吧服务生。21:20，埃尔塞尔的炸弹爆炸了。

爆炸达到了预期效果。它把大厅中央放置炸弹的石柱炸得粉碎，炸塌了楼台和大厅的屋顶。石柱附近的桌椅成了木头碎片，演讲台和演讲桌成为一堆粉末。爆炸造成8人死亡，至少62人受伤。在炸弹爆炸的同时，希特勒已踏上了返回柏林的火车。火车当晚21：31离开慕尼黑，到次日早上才抵达柏林。当火车停靠在纽伦堡时，他才得知爆炸的消息。

炸弹爆炸时埃尔塞尔已经到了瑞士边境。由于欧洲大陆又一次燃起了战火，这里被严格看守了起来。他唯一能做的就是赶快跑步前进，希望不要被引起注意。

当他到边界栏附近时，招来两个德国边防军士兵的盘问。那天晚上他的随身物品等于是一纸招供书。除了一把剪断栅栏的钳子，埃尔塞尔还带有一张贝格布劳凯勒啤酒馆的明信片，一根引信，一枚“共产党”(“红色前线战士协会”)的徽章，几张制造炸弹的图纸。

11月13日是埃尔塞尔被逮捕的第五天，他最终招供了。他没有供出任何共犯，尽管被反复拷打、折磨并被使用了催眠术，埃尔塞尔还是顽强地坚持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口供：他没有共犯，没有得到任何外国帮助。

认罪后的埃尔塞尔，被送到柏林城外的萨克森豪森集中营，1945年2月转移到慕尼黑郊外的达豪集中营。最终，埃尔塞尔死于党卫军的枪下，尸体被焚烧。

严冬冻住了君度酒炸弹

除了埃尔塞尔的单打独斗，有组织的政变和刺杀计划也在秘密进行。

1943年，驻军于东线集团军总部的特雷斯科少将联络近20名参谋军官，密谋寻机刺杀希特勒。此时，希特勒正在设于斯摩棱斯克的集团军总部视察。特雷斯科计划将英国制造的炸弹包装成两瓶君度酒(君度酒是一种晶莹剔透的水果酒，由来自世界各地的甜味、苦味橙皮完美混合制成)的样子，密谋炸毁希特勒的座机。在集团军总部中午会餐之时，特雷斯科装成无意间询问希特勒的某位侍从，是否可帮他带两瓶酒送交给他在拉斯登堡希特勒总部的朋友，因为拉斯登堡是希特勒座机即将前往之地。这个看似普通的请求很自然地就被接受了。随后，特雷斯科的好友，以侍从官身份在集团军总部活动的史拉布伦多夫中尉带着装有两瓶酒的包裹守候在机场，以确定希特勒将乘坐哪架飞机，然后启动炸弹，再将包裹交给那位侍从。

飞机在战斗机的护卫下起飞，特雷斯科回到集团军总部，通过电话用密语告诉柏林的同志，表示刺杀行动已在进行中。他们估计，当飞机到达明斯克上空时包裹就会爆炸。事后，史拉布伦多夫写道：“万分紧张地等待意外事故的新闻。但两个小时过去后，我们听到希特勒座机丝毫无损地降落在东普鲁士拉斯登堡的跑道上，而希特勒本人也安然返抵总部的惊人消息。”

拟定中的政变立即被叫停，特雷斯科心急如焚，爆炸装置必须在被发现之前收回。特雷斯科立即打电话给那位侍从，以漫不经心的口吻询问东西是否已交给了对方。得到尚未转交的回答之后，特雷斯科谎说不好意思拿错了包裹，他会立刻派人去换回来。翌日，史拉布伦多夫带着两瓶真正的君度酒抵达拉斯登堡，从侍从手里换回了炸弹包裹。也许是因为俄国3月的严冬导致了炸药无法引爆，希特勒再次逃过一劫。

8天后，特雷斯科和史拉布伦多夫计划再次行刺希特勒。1943年3月21日是德国英雄纪念日，希特勒将由人陪同参观陈列在林登大街柏林兵工厂的缴获的武器。摩德尔元帅将引导希特勒参观展示品，另有一名来自集团军总部的军官——特雷斯科的密友、情报处长格里斯多夫——陪侍在旁回答问题。20日，史拉布伦多夫把同样的但只有10分钟引信的英国炸药交给格里斯多夫，格里斯多夫将炸药绑在身上，准备与希特勒同归于尽。

21日，庆典准时开始，希特勒做了简短的演说之后，即走向展示厅的入口，格里斯多夫以右手敬礼的时候，左手启动了化学引信。但似乎有所预感，希特勒拒绝观赏展示物品，尽管摩德尔和格里斯多夫试图以俘获的东西来引起他的兴趣，但希特勒在大厅逗留不过两三分钟即匆匆离开。剩下的几分钟，格里斯多夫立即冲向附近的洗手间拆除了引爆装置。他还算很幸运，一直活到了战后。

桌子腿救了希特勒一命

前不久德国第二电视台，在全国范围之内进行了最棒德国人的调查评选，结果很多曾经坚决抵制纳粹的军人都名列前茅。在报道当中，还特别指出了一个令德国人自豪的日子——1944年7月20日。这一天，以施道芬堡为首的五人曾经制定和实施了历史上最著名的暗杀希特勒行动——“女武神”计划。

“女武神”计划原本是经过希特勒首肯的一项应急方案，即如果国内发生危急事件，该计划立即生效。按照计划，将会立即动员后备军，占领城市，由军方取得政权。计划的实施完全掌握在军方手中，纳粹党及党卫队对其一无所知。但讽刺的是，这个方案在当时的高级军官手中却是谋杀首相、夺取政权的武装政变的蓝图。施道芬堡便是谋杀计划最主要组织和策划者之一。

施道芬堡于1907年11月15日出生在斯图加特附近的小城叶廷根。1926年在德累斯顿步兵学校开始了其军事生涯，毕业后很快就被擢升为上尉。希特勒上台后，年轻的施道芬堡也被纳粹所宣扬的国家社会主义和希特勒的“个人魅力”感染，成为希特勒的狂热崇拜者。1943年初，施道芬堡奔赴北非突尼斯战场，在隆美尔非洲军团中指挥一个装甲师。4月，他在战斗中失去左手两个手指和整只右手，左眼重伤，右眼破裂完全失明。由于无法在野战部队继续服役，施道芬堡奉调回国。1944年6月，施道芬堡晋升上校，并被任命为国内驻防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的参谋长。这个职位不但使得他可以用弗洛姆的名义给国防军发布命令，也可以有机会更直接、更经常地接触希特勒。

作为希特勒支持者，在“苏台德危机”时，施道芬堡第一次接触到了帝国军队内部的“反对派”，希特勒的狂妄口吻以及纳粹党打砸犹太人商店的“水晶之夜”事件，开始引起了他的反感。不过在1941年之前，他对刺杀希特勒是否能够改变德国的未来并不确定，所以并没有更多地参与刺杀计划。直到希特勒将枪口调向苏联，俄罗斯战场的寒冬和残酷的战争才说服他“希特勒在滥用军队”。在被送回国休养的过程中，施道芬堡“倒希”的信念愈发坚定，这段时间他与柏林的“反对派”频频接触，逐渐由希特勒的拥护者变成了行刺人。

此时，德国在战场上的形势急转直下，特别是盟军诺曼底登陆后，德国面临着被占领的危险，暗杀希特勒的计划必须加紧进行。施道芬堡表示：“目前处于火刑柱上的不只是元首、国家、我的妻子和四个孩子，还有整个德意志民族。”由于政变集团只有施道芬堡有机会直接接触希特勒，因而刺杀行动，除非由施氏本人充任杀手否则别无办法。1944年7月6日、11日和15日，施道芬堡先后三次亲自向希特勒汇报工作，他在公文包中放置了定时炸弹，但由于希特勒最重要的助手戈林和希姆莱当时都不在场，三次刺杀行动都被迫延期。

1944年7月19日晚，施道芬堡得到消息，第二天即7月20日下午，希特勒要在被称为“狼穴”的东普鲁士拉斯登堡举行一次会议，他也被要求前往作报告。对于施道芬堡来说，这是无数失败了的刺杀行动之后的又一次机会，无论成功与否，每一次难得的机会都要认真对待。施道芬堡在参加会议的文件袋里放了三件物品：炸弹、引爆装置和一件干净衬衫。

7月20日，星期四，早上8点，施道芬堡从柏林登上军用飞机前往拉斯登堡，随行者有他的侍从官海夫腾中尉和另一名军官，均属“反对派”集团。10点30分，飞机在“狼穴”军用机场降落，施道芬堡随即被汽车接往元首总部。与元首的会议本来预计在中午13点开始，施道芬堡必须在开会前启动定时炸弹的点火装置。然而希特勒12点30分来到会议室并决定立即召开会议，因为他会后还要会见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

希特勒提前开会的决定把施道芬堡搞得措手不及，因为炸弹需要提前启动引爆装置。施道芬堡以天气湿热为由，要求先进入室内的洗手间换掉汗酸扑鼻的外衣，并且稍事梳洗。一位漫不经心的军官随即把他带到洗手间，海夫腾也带着装有两颗炸弹的公文包一同前往。他从黑色公文包中取出炸药、引信、钳子，靠着他残存的左手上的三根手指吃力地将引信插入炸药。由于他的残疾影响了进度，原本计划的两块炸药，因为向元首作报告的时间已到，在元首副官的催促下，只得放弃原来的计划，改用一块，定时装置大概为10分钟。

施道芬堡换下湿透的衬衫，匆忙赶到会场。他原以为会议会在地下室里举行——地下室的墙是钢筋混凝土，墙上无窗，炸弹的威力会非常集中。可是他却被领进了一座木屋，这座木屋有三个窗子。炸弹在这里的威力将大打折扣。

进入会场前，有位军官主动来帮他提公文包，施道芬堡没有拒绝，并提出：“能否请你帮忙尽量把我安排在最靠近元首之处，如此我可以掌握一切资讯以供待会儿作报告用。”因为这本来就是听取他报告的会议，这样的建议也就看起来合情合理。会场内，包括希特勒与其他军官都围在一张长方桌前，参谋次长豪辛格将军正在报告东线形势。施道芬堡立即加入其中，并将公文包放在地板上，用脚推到了距离希特勒两步远的桌底。2分钟后，他对身边的人说：“我去打个电话，请留心我的公文包，里面有机密文件。”说着便离开了会议厅。

如果施道芬堡放在公文包里的炸弹，在靠近希特勒的地方爆炸，那么历史将被改写。恰巧这时，一位军官伸腿碰倒了施道芬堡放在地上的公文包，这位军官出于礼貌，随手把它移到桌子腿的另一边。也许就是这个看来不经意的举动救了希特勒的命，也改变了之后的历史。炸弹准时爆炸，24名与会者中3人当场死亡，1人不治身亡。他们是：上校布兰特、高级副官施蒙特、将军科尔滕、速记员海因里希·贝格尔。水泥屋顶掀塌一半，地上炸出一个大坑。但在爆炸的一刻，希特勒正趴到桌上看地图，这张桌子的桌角不是一根一根的脚柱，而是两块与桌面等宽的实心木板，高度可达人的腰际上部。桌面也是一整块橡木，约有4英寸厚。桌面与桌角像护盾一样，减少了爆炸对希特勒的冲击力，帮助他逃过此劫，仅烧伤了大腿、烧焦了头发、震坏了耳膜。

由于一直没有关于伤亡的确切消息，柏林负责执行“女武神”计划的军官充满了疑虑。原来计划在希特勒被炸死后“反对派”立即夺取柏林各大电台和部局，从而控制全局，解除纳粹党人的武装，并向盟军提供希特勒的死亡讯息以便议和。由于希特勒是否死亡并不确定，军官中出现了分歧：一方主张等待消息，暂不政变;另一派则要求立即动手。就这样柏林的同谋者们在爆炸发生后的3个小时中居然毫无作为，虽然施道芬堡坐镇指挥后情况有所改观，但为时已晚，在希特勒未被炸死的消息证实后，许多原先的同谋者纷纷倒戈，政变在11个小时内就被平息了。

21日凌晨，希特勒发表广播讲话：“一个野心勃勃的，毫无理智的，同时也是罪恶的愚蠢的军官集团试图杀了我，从而剥夺我对德国军队的指挥权……可事实证明，这是天意，我会继续我生命的目的，就像我到现在做的……现在要无情地除掉的是一个非常小的小帮派。”随后，在柏林军队指挥部(今德国国防部)的大院里，4名参与暗杀和政变的高级将领被处决(包括基尔海姆上校、奥尔布里希特上将、海夫腾中尉、施道芬堡上校，贝克大将在房中自杀)。在东线的特雷斯科亦自杀身亡。

当晚，希特勒开始了血腥镇压并组成“7月20日事件特别委员会”，无情地清洗各军参谋部，施道芬堡及其他首要分子的尸体被焚。在这次大清洗中，约7000人被捕，4980人被处决。

另一位牺牲者是名将隆美尔。由于被举报涉嫌参与暗杀希特勒，希特勒给了隆美尔两个选择：要么自杀，然后为其举行国葬，要么接受法庭审判丧失名誉。为了保护家人，隆美尔选择了前者，10月15日在自己的车中服毒自杀。“沙漠之狐”隆美尔就这样离开了人世。

2004年7月20日，在7·20事件发生60周年的纪念日上，他们的英勇行为终于获得了公正的评价。联邦德国总理施罗德称他们是“自由、民权与欧洲统一的先驱”，并称7月20日是德国现代史上“最重要的一天”。在影片《刺杀希特勒》末尾，银幕上出现的文字是：德国人民后来没有忘记这些英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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